任何考察对象的繁荣，靠的是一以贯之的三种具有内在演绎关系的生产力：思想生产力、组织生产力、载值生产力。前者如同DNA遗传密码，中者如同实施遗传密码的信使，后者如同承载遗传物质的相。不管是人、企业、项目、国家、人类，繁荣的密码都如此。
显然，以上三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三者之间是“达成共识的”。三者的关系，只有在研究对象的动态显化中，才更容易被人理解。如果用所谓“爆炸”来描述对象的跃迁阶段，可以分为：“渊宇宙”、“源宇宙”、“原宇宙”、“元宇宙”四大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类似的三要素叠加功能：四个阶段对应的“思想力”由中西方各自见长的统学思维和科学思维联合演绎而成的道学思维来表达。分别为M猜想、DNA、碳基社会基因、硅基社会基因等。社会基因难以被理解，但事实上，人们一直在寻找最佳表达。
“组织力”是能感受及感受不到的“运动力”。相对论看到小球因为大球扭曲了时空而围着大球转现象，DNA理论看到基因转录、复制、指导蛋白质合成的过程，碳基社会看到的是人类为了解决稀缺问题而建立各种组织实施组织过程。硅基看到的是数字化的过程。
四个阶段的“载值力”不过是贯彻“思想力”的“组织力”在组织生产力之后，尘埃落定的各种相物存在的结构。渊宇宙有各种可将的矿物质，还存在各种看不到的暗物质暗能量，源宇宙生生不息的繁殖结果：植物和动物，原宇宙中的各种人工雕琢物，元宇宙中的数字物。
三大力存在重大关系，一是抽象化与具象化关系，二是源头化与派生化关系，三是充裕化与稀缺化关系。“思想力”最抽象，是源头，最充裕；“载值力”最具象，是派生的最后一个，最具有稀缺性特征，从第一力到最后一力，是一个逐渐损耗的过程。
四大宇宙阶段关系更加重大：越在前面的宇宙，宇宙更多地呈现为载值力之外相，“思想力”隐藏得越深；到了“原宇宙”阶段，人类对宇宙包括人类社会自身的“思想力”进行深入挖掘和呈现，“载值力”功能逐渐下降；“元宇宙”阶段则是传统“载值力”式微的阶段。
以上理论对应的政策建议是，在信息技术尚未发展到人类达到一定共识阶段，科层组织尚未简化到国家消失的阶段。国家的单独存在对于稳定人类社会算法秩序大有裨益。因而要防止一部分掌握技术的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施基于信息技术的制度性降维摧毁。
其实对于单个人何尝不是？国家内部人与人的关系可能因为对基于信息技术的“使用权”沦落为“使用能力”而造成大分流式不公，这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国家必须组织有识之士，对信息技术所可能引致的“重大不公”进行开创式研究，并研发出应对的制度安排。
（作者：窦尔翔，北京大学教授，国声智库“域富论”专项课题组组长）